当国家实施了医保体系之后，患者不再自己掏腰包来买单，市场价格的确定机制失衡。基于通常、习惯与合理（UCR）的支付体系，医师的收入与发生的医疗费用有关，导致国家或者私人保险机构支付费用的增加。因此，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美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寻求解决急剧上升的医疗费用的策略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如何公平、客观的支付医师的报酬，目的在于使医师们的经济利益不再牵扯其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彻底解决日益攀升的医支付费用。
哈佛团队RBRVS体系的研究总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最为核心的工作确定方法论，哈佛团队采用电话访谈和量值估计法(magnitude estimation)来获得医师工作相对价值。第二阶段获取第一阶段研究中没有涵盖专业的数据，并且针对某些专业，修订了计算相对价值的方法。第三阶段，针对第一与第二期研究中没有涵盖的2000多个编码，进行了资源投入相对价值的确定。
第一阶段，哈佛团队采用量值估计法(magnitude estimation)为核心工具来确定医师的工作价值。量值估计法是针对主观感受的最为准确的评价工具，是一种心理测量的工具。例如甜度、酸度等的评价具有可重复性。数据收集采用大范围的针对专业的（specialty-specific）的电话调研。第一个阶段涉及到18个专业。每个专业要求提供23个医疗服务项目，以病案（vignettes）的方式来呈现，每个病案室对患者接受医疗服务的简短的描述。其中包括了四种医疗服务活动，评估与管理（EM）、侵入性手术（invasive procedures）、实验、影像与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为了避免专业上的操控，哈佛团队基于美国医师协会提供的名单，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电话访谈，对象并不一定是该种医疗服务的专业医师。第一阶段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是针对各个不同的专业，选择并评估相对价值基本一致的服务项目，其目的在于形成跨专业的基于同一价值体系的价值尺度。专家委员会在第一阶段选择出了24个服务项目，基于临床、数据和电话调研的结果，认为这24个项目“含有相同的工作”，具有相同的工作价值尺度。并最终将相同的链接性的服务项目扩展到82个，运用于其他项目的外推上。
第二个阶段的研究是在第一段的基础上的外推与验证。研究团队充分理解到医师工作的复杂性，尤其是医师工作时间的复杂性，并对医师医疗服务项目的时间进行了再次的界定。在第一阶段中，对服务项目的前后时间（pre- and post-service times）进行收集。在第二阶段，对医疗服务的前后时间进行了界定，包括三个阶段的时间。第一是面对面的办公室的访问时间，第二是在楼层的访问时间，第三是皮肤接触的手术时间，第四是实验与影像服务的时间。基于时间的分析，研究团队建立了针对医疗服务前后的回归分析模型。
第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充分认识到了医生工作时间的复杂性。将第二个阶段的时间再次进行严格界定，从概念上讲，包括八个构建模块，第一，最初咨询，第二，入院工作，第三，术前评估，第四，其他术前工作，第五，术后第一天的工作，第六，术后过一天的重症监护室或者随访，第七，术后的急症监护室，第八，术后90天随访。为了收集数据的方便，以上的八个概念模块合成了三个构件。术前，术后第一天，术后随访。第三个阶段，对医疗服务的前后也进行了界定，其中包括五个构成内容，第一，术前评估，第二，其他术前工作，第三，术后第一天的跟进，第四，术后第二天开始的医院里面的查房，第五，办公室随访。在第三阶段，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对“医疗服务族”进行了相对价值的外推与演算。外推的结果与医师评估的结果大于10%的项目被认为是需要重新评估的。结果只有三分之一的项目，满足了外推结果与评估结果只差不大于10%的前提，因此，最终的价值尺度准确性受到了质疑。
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研究团队采用了团队评估的方式对第三个阶段外推的项目进行了修订。基于修正了的德尔菲法形成的最终的结果具有很高的信度与效度，只是距离法律要求的实施时间1992年的很近了，因此，美国医保局组织自己的团队对缺失的CPT编码进行了评估，使整个系统具有了实施的前提。